时过近半个世纪后，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。
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，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，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，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：“老杨，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。”杨继干说：“是啊，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，毛主席来重庆，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、胡豆，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，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。”说到这里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，他深情地说：“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。有一次，有六角钱报不了账，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，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。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。”邓颖超忆及此事，也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这事我记得。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，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、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！”
到西柏坡后，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。他经常外出视察， 参加各种会议。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，当地产的棉花很好， 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，布织得也不错，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。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，董必武知道后，严厉地批评了他们，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，并告诫他们，今后外出工作，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，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，一律不能收。
董必武曾于1945 年、1954 年和1958 年3次出国访问，访问期间，他精打细算，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。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。他平时还将医药费、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，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。
1954 年9 月，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。往返的路上，他从坐飞机、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。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，每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。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。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：“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。”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，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，要交给大使馆，为国家节省点外汇。”
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，就进一步解释说：“这次我们出国，制服装，买礼品，坐飞机，住宾馆，花了国家很多钱。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，经济还很困难，群众生活还很苦。再说，我们不能忘记过去，早在江西苏区时，党中央就提出‘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’，这种精神不能丢！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，更要强调廉洁奉公，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，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！”
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，卫士长很受教育，便激动地说：“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。”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，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、办事认真，马上心服口服地说：“照董必武的指示办。”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，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。
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，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。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。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、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。他对董必武说：“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。我们要向您学习，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。”
1952 年，董必武来到大连视察工作。对这位党的创始人，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重，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。有一次吃饭时，董必武停下了筷子，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。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排好，气喘吁吁地急忙赶来。董必武见负责人神情紧张，便笑呵呵地问：“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？”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，明白董必武不是责怪伙食不好，面部表情自然了许多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长呀。”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：“那我吃的油菜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？”食堂负责人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，油菜叶子有虫子，不容易洗净，吃了对身体很不好，当然不能给首长吃，全扔掉了。”董必武听后摇摇头，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：“农民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，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，咱们可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！菜叶有虫子，好好洗洗，洗干净了就可以吃嘛，有什么问题？”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，后来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不再把油菜叶扔掉了。
1959 年，董必武再次来到大连考察。时逢国内经济遇到暂时困难，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。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武年老体弱，需要补养身体，专门为他买了两盒虾罐头。董必武坚决不吃。他对接待的同志说：“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，我们还能吃大虾吗？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！”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，说买都买了，下不为例。董必武就是不点头。最后，他们还是没能说服董必武，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。董必武特意嘱咐接待人员说，菜不要多做，剩下饭菜不要倒掉，下顿热热再吃。
1964 年，董必武到武汉视察，5 月8 日去麻城重访昔日从事教育工作的地方，并邀请旧友到龟山风景区游览，品尝名菜，畅叙友情。农场工作人员请他为“龟山茶”题了名，离别时送他两斤“龟山茶”，他当即叫秘书付款。农场负责人说：“这是我们特意送给您老人家的，不要钱！”董必武说：“我之所以收下茶叶，是收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，若不要钱，那我就不要茶了。”结果还是按价付款8 元。
1964 年，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。他看到海军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，心情不错，还吟了诗。中午，海军部队出面招待董必武。走进餐厅，董必武一看，餐桌上摆满了名酒名菜，他便不声不响上楼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，闭门不出。他对秘书说：“中央有明文规定，待客不准摆宴，为什么还准备这么多的酒菜？”主人见状傻了眼，不知董必武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大家站在董必武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，手足无措，不敢贸然前去敲门。过了好久，秘书推开门出来。主人急忙上前询问，秘书回答说：“中央明文规定，待客不得大摆宴席，董老很生气，说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，今天的午饭他就不吃了。”
明白究里后，海军基地的领导急忙进去向董必武赔礼解释说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，就只有一些海味。那是不花钱的，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。我们有个潜水中队，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，平时结合潜水训练，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，顺便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，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。大海嘛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靠海吃海，这不算是浪费。
董必武听了这番话，并没有被说服。他表示，他应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，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，他不反对。作为部队领导，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，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。这样搞，会吃坏作风的，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。基地领导被董必武的精神所感动，只得把名酒和名菜撤走，只留下少量的海鲜，这样董必武才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。
1972 年冬，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。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，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，再三劝他乘飞机去。可他坚决不肯，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：“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，要花多少钱。”他强调：“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。”
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，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他喜欢书法，其字清秀、挺拔，集中了颜、柳诸家之长，又自成一体。他工作、会议之余，经常练字，可总是用些旧报纸，大楷写了写中楷，中楷缝里插小楷，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，旧了就用来擦手，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。董必武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这样做，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他用《锄禾》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，常常为孩子们讲解，并且要求孩子们背诵。孩子们上学后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家里一直采取“实物供应”的办法，牙膏用完了给牙膏，毛巾太破了给毛巾，从来不给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耗品，只给刚够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。小儿子董良翮一心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，竟要在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了这双鞋，上大学后也仍然穿着布底鞋！儿子到外地读书，必要的钱家里自然会给，但董必武夫妇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。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：妈妈要你们“用钱记账，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，而是要你胸中有数，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。这样做，养成习惯，你将来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，要用钱的时候，就会从实际出发，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。”
1957 年，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当时，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。院子很大，很气派，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。由于“高院”离此很远，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，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，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。他考虑着搬到离“高院”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，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，但他仍不改初衷。一天晚上，他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，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。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：“第一，为我一个人，要有警卫排，要单独烧锅炉取暖，费煤，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，搬到中南海，这些都统一解决了，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。我不该搬吗？该搬。这第二呢？”稍作停顿后，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：“我上班太远，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，要用掉不少汽油。如果家在中南海，再到‘高院’上班，近了一半路程，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。我们国家还穷啊。”
1958 年初春，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吃饭较快的习惯。一顿饭，三扒两赶地吃完了，却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。董楚青丢下碗筷就想走，结果被董必武叫住。“你看看，你看看。”他连连说道。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，怔怔地望着饭粒，默不作声。一生惯读诗书的董必武马上联想起古老的“锄禾日当午”诗句，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：“碗里、桌上有多少饭粒？‘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’啊，粒粒不能丢啊。”接着又严肃地说：“拣起来吃了。”此后，女儿再也不浪费粮食了。
1969 年，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。年已83 岁高龄的董必武，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：“干部子女不能特殊，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！”于是，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。临行前，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、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，叮嘱他说：“你是革命的后代，要严格要求自己，生活上要艰苦朴素，和群众同甘共苦，决不能高人一等！”“你不能当特殊农民，要做一个普通农民。你要听老农的话，听队长的话。”董良翮到农村后，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，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。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，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，当着董良翮的面，对这些公社、大队干部说：“你们要帮助良翮，他还年轻，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，你们经验丰富，当他的老师，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，参加农业劳动，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。”
董必武不仅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，而且希望小孙子（董良翮的儿子）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。1972 年，86 岁的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父母在晋县，农忙事田亩。望尔速长大，协作左右手。吾意亦云然，世为农人好。孙良颇茁壮，天逸符大造。”
1975 年初，89 岁的董必武病重住院期间，董良翮曾回京照顾父亲，但董必武却让儿子赶回晋县：“你是地方干部，农村工作忙，不能长期耽搁。我这里有人照顾，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。”于是，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……
董必武的二姐夫有一次未打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北京。他出了火车站，坐三轮车找到董必武的住地。下了三轮车，自称是“董必武副总理的姐夫”，没有付车钱就一走了之。三轮车工人不肯罢休，向住地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。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得报，立即给三轮车工人付了车费，并表示了歉意。董必武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，大发脾气，严肃地批评了自己的姐夫。
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，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。有的要求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，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；还有的想请他出面“说句话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。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，对不合理的要求，予以拒绝；对合理的要求，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。
1964 年春，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从外地去北京看他，一方面想见见世面，另一方面很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。董必武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，一面又提出几个基本“注意事项”严格要求他：“在北京逛逛可以，但不准租用小车，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我的亲戚关系。”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，董必武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。临别的前一天，董必武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，并把他叫到跟前说：“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，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，除了看病、住房、取暖等不要钱外，其余都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。你家的困难，主要靠自己克服，实在克服不了的，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。”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：“你没钱给我不要紧，那你写个‘条子’给我，我拿你的‘条子’去找县政府，肯定很见效。”董必武严肃地说：“那怎么能行？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，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，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。”并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，不要向政府乱伸手，也不要向政府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。
后来，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自我要求，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，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；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，分别寄给亲友们。这样一来，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。
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董必武也常常勉励他们抓紧学习，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3至5 页书。同时，还约法三章：一、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；二、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；三、不许接受礼物。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，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。
董必武平时总是写“性习于俭，俭以养廉”8个字。可以说，这8 个字正是他淡泊、俭朴生活的写照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，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，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。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，1939 年到1975 年，他写的诗共有1300 余首。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、旧日历、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，平日练习书法，他也不肯用白纸、宣纸，都是用旧报纸。他所用的毛笔，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，用胶粘在笔杆上，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，劝他扔掉，董必武解释说：“一支笔，一片纸，一把牙刷，不值多少钱。可是，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，每个人浪费一点，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。社会财富，大家都要爱惜呀!”
